试题一
巴金：文学生活五十年（节选）
我不是文学家，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。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。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，有时甚至废寝忘食，但不是为了学习，而是拿它们消遣。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。我开始写小说，只是为了找寻出路。
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，在二三十个所谓“上等人”和二三十个所谓“下等人”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，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、轿夫们的悲惨生活，在伪善、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，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。
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，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，又怎样医治，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，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，受苦，没有青春，没有幸福，终于惨痛地死亡。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、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。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。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，想找寻一条救人、救世，也救自己的路。说救人救世，未免有些夸大，说救自己，倒是真话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：我有感情无法倾吐，有爱憎无处宣泄，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，一颗心无处安放，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，我就活不下去。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，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，我寂寞，我痛苦，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，我想念祖国，想念亲人。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，人民正在遭受屠杀。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，他们是沙柯（N．Sacco）和樊宰底（B．Vanzetti），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，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，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“演讲会”、“抗议会”的海报。我读到所谓“犯人”之一的樊宰底的“自传”，里面有这样的话：“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，每个口都有面包，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，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。”我非常激动，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。
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（回信后来终于来了，樊宰底在信中写道：“青年是人类的希望。”几个月以后，他给处死在电椅上，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。我在第一本小说《灭亡》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）。就是在这种气氛、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 （NotreDamedeParis）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，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（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，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），让我的痛苦，我的寂寞，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。
我过去的爱和恨，悲哀和欢乐，受苦和同情，希望和挣扎，一齐来到我的笔端。我写得快，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，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。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，我得到了拯救。
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，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。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。
19．哪些因素让巴金先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？（4分）
20．这一时期的巴金先生有哪些思想，请分条概述。（4分）
21．文章结尾处说“我写得快，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，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”，这句话有什么含义？（4分）
22．全面理解文章，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角度，按照本文所述的内容以及顺序，为巴金先生写一评传。文字要简明连贯，事实要条理清晰。（6分）
19．①封建家庭中的道德观念对年轻的生命的压制、吞噬，让他痛苦、无奈，很想自救。（1分）②社会制度中的阶级压迫、种种不平等让他愤怒、憎恨，产生了“消灭压迫和不平等”的思想。（1分）③小说可以把郁积在巴金先生心里的爱憎、悲欢、希望和挣扎释放出来，成为他抨击黑暗和罪恶，追求光明的最好的途径。（2分）
20．①憎恨阶级差别，厌恶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；②反对封建道德、传统观念、家长专制对人的戕害；③热爱祖国，痛恨人民的被屠杀；④热爱平等，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。（每点1分，共4分）
21．“燃烧的火”就是郁积在先生心里的爱和恨，悲哀和欢乐，受苦和同情，希望和挣扎等复杂的感情；（1分）这“火渐渐灭了”就是通过小说将以上感情释放；（1分）“平静地闭上眼睛”是说借助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使自己在心灵上、思想上获得了“拯救”。（2分）
22．小传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：①巴金的出身以及在大家庭中的思想变化。②从上海到巴黎去求一条救人、就世、救自己的路。③在巴黎受到“平等、无压迫”思想的指引，寻找到小说作为思想感情的寄托，学着记录下承载着爱恨、悲欢的画面，走上了写作道路。（三个方面，每个方面2分，共6分。）
文学生活五十年
巴 金
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，有感情无法倾吐，为了让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，于是我写了小说。
我不是文学家，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。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，有时甚至废寝忘食，但不是为了学习，而是拿它们消遣。
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。在二三十个所谓“上等人”和二三十个所谓“下等人”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，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、轿夫们的悲惨生活，在伪善、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，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。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。
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，想找寻一条救人、救世，也救自己的路。说救人救世，未免有些夸大，说救自己，倒是真话。当时我有感情无法倾吐，有爱憎无处宣泄，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，一颗心无处安放，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，过去的爱和恨，悲哀和快乐，受苦和同情，希望和挣扎，一齐来到我的笔端，我写得快，我心里燃烧着火渐渐地灭了，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。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，我得到的拯救。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，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。
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。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、雨果、左拉和罗曼•罗兰。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，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。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，不说假话。除了法国老师，我还有俄国的老师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和高尔基，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。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。我曾在《说真话》里写过：“我相信过假话，我传播地假话，我不曾跟假话做过斗争……”在《怀念胡风》中写过：“我对自己的表演（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），也感到恶心，感到羞耻。今天翻看三年年前写的那些话，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，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。”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，是中国的社会生活，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。
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，就在上海定居下来。我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。我自小害怕交际，害怕讲话，不愿同外人接洽，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。所以：“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。”
一九三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离天上海去南方。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，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。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就是这样写完的。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外奔波，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。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，我就在皮包里放一锭墨，一支笔和一大叠信笺，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，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，便坐下写起来。有时没有电灯，我就找一小节蜡烛，可是文思未尽，烛油却流光了。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。
